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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禮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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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目次：
推荐序：
- 作 者：何联奎 着
- 出版日期：2017年3月五版
- 版本备注：据1983年9月四版复刻重制
- 页 数： 168页
- ＩＳＢＮ：9789869406499
- 图书尺寸：A5
本书作者以民族学研究方法，将中国礼俗分析比较，作有体系之搜讨，此于中国文化研究上又辟一新境界。全书共分六大主题：由中国礼俗之背景谈起，着分别就婚姻、丧、祭、节序、古文物礼俗专论，是为中国文化探讨之杰作。
作者简介：
何联奎(1903—1977年)，字子星，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后赴英国伦敦从事民族学、社会学研究。 1949年来台，先后任行政院副秘书长、国立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着有《中国礼俗研究》、《民族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研究》、《台湾风土志》、《何联奎文集》等。
目次：
黄序
第一节 导言
第二节 中国礼俗之背景
第三节 婚姻礼俗
第四节 丧之礼俗
第五节 祭之礼俗
第六节 节序礼俗
第七节 古文物礼俗
第八节 参考书目
第一节 导言
第二节 中国礼俗之背景
第三节 婚姻礼俗
第四节 丧之礼俗
第五节 祭之礼俗
第六节 节序礼俗
第七节 古文物礼俗
第八节 参考书目
推荐序：
黄文山
何子星(联奎)先生近以新著《中国礼俗研究》远道见寄，并嘱为之序。匆匆拜读一过，深觉此一专论，体大思精，文理朴茂，东西交融，由博返约，诚为对中国文化探讨之杰作。
概观全书，内容共分七节，除导言与中国礼俗之背景外，对婚姻、丧礼、祭礼、节序、文物等礼俗，搜罗素材，如数家珍。期最重要者，厥惟以客观态度，作历史分析，折衷至当，尤堪钦佩。此书之出发点，以仁爱忠孝与科学技术为中心观念；而对于伦理精神与科学精神之并行发展，亦再三注意。此外，凡关于道义世界、艺术世界之真谛，均已于各形礼俗中表而出之，实足以范世励俗，振发起衰。第七节所论古文物礼俗与技艺之关系，指为商、周文化之特色，亦属罕见。
默忆子星兄与余于「五四文化运动」前后，随蔡孑民先师学习美学、民族学于北京大学。其后，子星兄留学于伦敦大学与巴黎大学，从马凌诺斯基(B. Malinowiski)、傅谷纳(P. Fauconnet)等民族学、社会学大师，研究有年。余则去美，前后三次，凡二十余年，随鲍亚士(F. Boas)、克鲁伯(AL Kroeber)、杜威(J. Dewey)、克伦(H. Kallen)、桑戴克( L. Thorndike)、班思(HE Barnes)、吉廷史(FH Giddings)等老师宿儒，对于文化人类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广为涉猎，然自问博而寡要，未达知识整合之目的，面对故人，常以为憾。抗战军兴之前数年，子星兄归自欧洲，与余同执教于国立中央大学社会学系，独以研究图腾文化著称，而有畲民图腾文化实迹之发见，以证明此一文化具有世界普遍性。回忆前尘，恍同隔世。子星兄虽一度以摩顶放踵之精神，抱抗战救国之大愿，出而从政多年。然而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功成而不居，依然不失学人本色。近年，肆力于古文物之研求，写成「从民族学观点论古器物中之饕餮」专论，对于当代中西汉学家、考古学家、艺术史家经过数十年之探究，议论不决之问题，提一新理解，自有其独到之见。即此专论，看似平凡，亦不失为学术之创作。现且更进一步，对于中国礼俗，以民族学研究方法，分析比较，作有体系之搜讨，此于中国文化研究上又辟一新境界。
中国在商周时代，实为礼治之邦。礼之起源，与习俗同其久远。英国泰勒(EBTylor)在百年前对于文化或文明下一定义，谓：「从最广之民族学意义言，文化为习俗演变而来，为文化特质之一，此当纳入民族学或文化学研究范围之内。然而，西方民族学家、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虽注意民风(Folkway)、习俗(Morse)、风俗(Custom)、俗民文化(Folk culture)之研究，但摩根(LH Morgan)、泰勒以及其他学者，对于中国礼俗之自成进步之体系，反未做充分之注意。子星兄指出：「礼俗为一种文化事象，有物质生活方面，有社会生活方面，有精神生活方面。人类之伦理道德观念，亦莫部由此出发。文物制度在商周之开拓，更可以窥见古代科技之发展。」又指出：「礼是礼制、礼仪，具有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会制度与教育制度之涵义。礼因政治作用而建立，即为礼之政治功用。礼因促进人类文化之发展，即为礼之文化功用。礼防人恶而导人善，即为礼之教育与伦理之功用。礼能融合社会之习惯，保持社会秩序，即为礼之社会功用。」周公作礼以治天下，进入礼治时代。礼则树立封建制度、宗法制度与井田制度基础。又提及周代传下之三种典籍，一周礼、二仪礼、三礼记。此三者吾人深知周礼为典章制度之本，仪礼为动仪履行之则，礼记则阐释礼之意义。以明礼与整部文化之关系。由此可见子星兄此一新著对于当代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与历史学之真空，有重大之补充。
民国六十年十月，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曾假加州阿瑟拉玛太平洋林园(Asilomar Pacific Grove)举行中国社会之宗教与礼俗会议，有中、美、英、法、香港等地区大学教授与学人出席，提有许多论文，相互讨论，可惜对中国礼俗未见有体系性、全面性、综合性之表现与说明。今读子星兄苦心孤诣之著作，弥觉其包含微视与巨视之观察，与时人之片断割裂者绝不相同。兹有数点认识，不妨提出，以供国人与政治学者之指正：
第一、 卢骚(JJ Roussau)尝言：人类演进之方法有三：(一)由自然(Nature)到文化(Culture)；(二)由兽性(Animality)到人性(Humanity)；(三)由感情(Affectivity)到知识(Intellectuality)。其言，征诸中国之礼俗而益信。易经贲卦彖辞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查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子星兄认为：「宇宙间有人类必有俗，有俗必有礼，俗先于礼，礼本于俗。」又谓：「礼之来源，乃出于人类一种自然之表示，如叩头跪拜，打恭作揖，后来变为政治之工具，所谓礼，国之柄也。」礼既为文化之特质，可见礼乃出于自然。此其一。人之初生，在邃古时代，从进化论观之，尚未脱兽性。子星兄指出「节以明礼」，是以君子恭敬撙节，一切丧祭、节序、婚姻等礼俗，乃使人类由兽性升华为人性之必要途径。故中国文化，一经人性升华之后，多讲人道，少讲物理。盖中国向重人文，看重道理。而人道即为人所行之大道，而非兽类所行之兽道。此其二。人类基型之组织，乃为家族。中国礼制，特重家族伦理，夫敬妇爱，父慈子孝，兄和弟睦，肇源于婚礼。其后，乃由感情更进而为知性。子星兄指出商周之文物技术，见于青铜之礼器者，已备极发达。此亦证明礼俗是由感情进到知识。此其三。
第二、 英名史家汤恩培(A. Toynbee)与英伦之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挽近相继指出人类生存在生物之领域(Biosphere)，一切天然物质，究有穷尽。人口几何级数之增加，物质文化之无限扩展，究竟有其限度。倘无节制，久之终遭自然之反击，而同归于消灭。人口然，文化亦然。此种道理，老子早已知之，故云：「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圣人去甚，去泰，去奢」，而儒家制礼之用意，则以「礼」为之「节文」。西方人研究文化，多注意文化外面之现象。迄乎晚近，斯宾格勒(Spengler)、素罗金(Sorokin)等兴起，始觉文化之意义、价值与规范之重要，谓自然科学之方法，不足以尽研究精神与伦理世界之能事。汤恩培与德日进(Teilard de Chardin)谓精神领域(Noasphere)(伦理、艺术、宗教、思想)之发扬，可大可久，与生物领域知有穷有尽者，究竟不同。子星兄言礼制以仁爱忠孝为出发点，而以「道」为最高境界，一切礼制不能离开「道」而存在。此一理论，正与汤恩培、德日进相类，可发人深省。所谓为天地立心，挽将倒之狂澜，救现代文化之危机，其意义当在于此。
第三、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J. Needham)谓人类科技有其普遍性(Universality)与绵延性(Continuity)。其实，中国之礼俗，自有其普遍性。子星兄指出礼为人类行为之规则，亦为人类生活习惯之规范。所谓礼仪礼节便是。此即指明礼有其普遍性，全世界人类皆莫之能外。其次，中国礼俗，虽始于商周，或商周以前，但其绵延性，正如子星兄所指出：「自周以降，迄前清末叶，历数千年，几全受封建势力支配，而家族社会，遂盘根错节，几不可动摇。」至宗法精神纳之于制度，深入人心，积成习惯，举凡中国人民自孩提以至老死，居家行事，无一不受宗法精神之支配。此种精神镕合凝固，以铸成中国家族社会之特性。由家族扩大而为宗族，由宗族扩展而为国族。 」又云：「文物礼俗，由今思古，虽成陈迹，但其文化精神，可传之于久远，固有其历史之价值。」此又足见礼俗绵延性之伟大。
抑前已言之，中国解释礼制具有价值之典型著作，以礼记为最著。礼记中庸篇，提出「允执厥中」之中道法则，此不仅中华民族文化之法则，亦为文化学上之文化法则。以上所云社会文化之对立，正如孔子所谓「过犹不及」。孔子云：「道之不行也，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可见问礼于老聃之儒家开山老祖之孔子，对于中国礼俗，是求文质彬彬之中庸。至云「我无可无不可」，则为求可否之中庸。再进一步观之，礼记礼运篇，有「大道之行也」之言。此处所谓大道，即为世界文化与人类可行之大道。由此可以推知中国礼俗，其最高目的，在建立大同世界。此点意思，在子星兄以道寓于礼俗之中，此其为道，亦即「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之道，以及「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的大同之道。
总而言之，中国数千年文化之传统，有者为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一方特重伦理道德，一方兼顾科学技术。前者，有老子之自然主义，孔孟之人本主义，墨子之兼爱主义，可资证明。后者，有丰富之考古资料，发达之石雕骨雕，有精美绝伦之铜器艺术铭文，以及其他之重要发明，更信而有据。凡此一切一切自可于礼俗文物中表而出之，本书已详乎言之矣。过去一切习俗礼俗，其中有属于「时代错误」者，如封建制度、等级制度、迷信习俗等等，因为经不起自然演化之甄检，早已归于淘汰没落，有如落叶之遇秋风，一扫而不返。中国礼之核心，毕竟为伦理精神之所寄。今后中国文化问题乃至当代世界文化问题，归结以言之，只为道德秩序与科技如何方能作适当之汇合。然而此中答案，吾人于本书中已可窥之其意义与梗概。世之读是书者，在千载一时的新世纪之今日，可以兴矣，可以兴矣。
何子星(联奎)先生近以新著《中国礼俗研究》远道见寄，并嘱为之序。匆匆拜读一过，深觉此一专论，体大思精，文理朴茂，东西交融，由博返约，诚为对中国文化探讨之杰作。
概观全书，内容共分七节，除导言与中国礼俗之背景外，对婚姻、丧礼、祭礼、节序、文物等礼俗，搜罗素材，如数家珍。期最重要者，厥惟以客观态度，作历史分析，折衷至当，尤堪钦佩。此书之出发点，以仁爱忠孝与科学技术为中心观念；而对于伦理精神与科学精神之并行发展，亦再三注意。此外，凡关于道义世界、艺术世界之真谛，均已于各形礼俗中表而出之，实足以范世励俗，振发起衰。第七节所论古文物礼俗与技艺之关系，指为商、周文化之特色，亦属罕见。
默忆子星兄与余于「五四文化运动」前后，随蔡孑民先师学习美学、民族学于北京大学。其后，子星兄留学于伦敦大学与巴黎大学，从马凌诺斯基(B. Malinowiski)、傅谷纳(P. Fauconnet)等民族学、社会学大师，研究有年。余则去美，前后三次，凡二十余年，随鲍亚士(F. Boas)、克鲁伯(AL Kroeber)、杜威(J. Dewey)、克伦(H. Kallen)、桑戴克( L. Thorndike)、班思(HE Barnes)、吉廷史(FH Giddings)等老师宿儒，对于文化人类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广为涉猎，然自问博而寡要，未达知识整合之目的，面对故人，常以为憾。抗战军兴之前数年，子星兄归自欧洲，与余同执教于国立中央大学社会学系，独以研究图腾文化著称，而有畲民图腾文化实迹之发见，以证明此一文化具有世界普遍性。回忆前尘，恍同隔世。子星兄虽一度以摩顶放踵之精神，抱抗战救国之大愿，出而从政多年。然而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功成而不居，依然不失学人本色。近年，肆力于古文物之研求，写成「从民族学观点论古器物中之饕餮」专论，对于当代中西汉学家、考古学家、艺术史家经过数十年之探究，议论不决之问题，提一新理解，自有其独到之见。即此专论，看似平凡，亦不失为学术之创作。现且更进一步，对于中国礼俗，以民族学研究方法，分析比较，作有体系之搜讨，此于中国文化研究上又辟一新境界。
中国在商周时代，实为礼治之邦。礼之起源，与习俗同其久远。英国泰勒(EBTylor)在百年前对于文化或文明下一定义，谓：「从最广之民族学意义言，文化为习俗演变而来，为文化特质之一，此当纳入民族学或文化学研究范围之内。然而，西方民族学家、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虽注意民风(Folkway)、习俗(Morse)、风俗(Custom)、俗民文化(Folk culture)之研究，但摩根(LH Morgan)、泰勒以及其他学者，对于中国礼俗之自成进步之体系，反未做充分之注意。子星兄指出：「礼俗为一种文化事象，有物质生活方面，有社会生活方面，有精神生活方面。人类之伦理道德观念，亦莫部由此出发。文物制度在商周之开拓，更可以窥见古代科技之发展。」又指出：「礼是礼制、礼仪，具有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会制度与教育制度之涵义。礼因政治作用而建立，即为礼之政治功用。礼因促进人类文化之发展，即为礼之文化功用。礼防人恶而导人善，即为礼之教育与伦理之功用。礼能融合社会之习惯，保持社会秩序，即为礼之社会功用。」周公作礼以治天下，进入礼治时代。礼则树立封建制度、宗法制度与井田制度基础。又提及周代传下之三种典籍，一周礼、二仪礼、三礼记。此三者吾人深知周礼为典章制度之本，仪礼为动仪履行之则，礼记则阐释礼之意义。以明礼与整部文化之关系。由此可见子星兄此一新著对于当代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与历史学之真空，有重大之补充。
民国六十年十月，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曾假加州阿瑟拉玛太平洋林园(Asilomar Pacific Grove)举行中国社会之宗教与礼俗会议，有中、美、英、法、香港等地区大学教授与学人出席，提有许多论文，相互讨论，可惜对中国礼俗未见有体系性、全面性、综合性之表现与说明。今读子星兄苦心孤诣之著作，弥觉其包含微视与巨视之观察，与时人之片断割裂者绝不相同。兹有数点认识，不妨提出，以供国人与政治学者之指正：
第一、 卢骚(JJ Roussau)尝言：人类演进之方法有三：(一)由自然(Nature)到文化(Culture)；(二)由兽性(Animality)到人性(Humanity)；(三)由感情(Affectivity)到知识(Intellectuality)。其言，征诸中国之礼俗而益信。易经贲卦彖辞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查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子星兄认为：「宇宙间有人类必有俗，有俗必有礼，俗先于礼，礼本于俗。」又谓：「礼之来源，乃出于人类一种自然之表示，如叩头跪拜，打恭作揖，后来变为政治之工具，所谓礼，国之柄也。」礼既为文化之特质，可见礼乃出于自然。此其一。人之初生，在邃古时代，从进化论观之，尚未脱兽性。子星兄指出「节以明礼」，是以君子恭敬撙节，一切丧祭、节序、婚姻等礼俗，乃使人类由兽性升华为人性之必要途径。故中国文化，一经人性升华之后，多讲人道，少讲物理。盖中国向重人文，看重道理。而人道即为人所行之大道，而非兽类所行之兽道。此其二。人类基型之组织，乃为家族。中国礼制，特重家族伦理，夫敬妇爱，父慈子孝，兄和弟睦，肇源于婚礼。其后，乃由感情更进而为知性。子星兄指出商周之文物技术，见于青铜之礼器者，已备极发达。此亦证明礼俗是由感情进到知识。此其三。
第二、 英名史家汤恩培(A. Toynbee)与英伦之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挽近相继指出人类生存在生物之领域(Biosphere)，一切天然物质，究有穷尽。人口几何级数之增加，物质文化之无限扩展，究竟有其限度。倘无节制，久之终遭自然之反击，而同归于消灭。人口然，文化亦然。此种道理，老子早已知之，故云：「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圣人去甚，去泰，去奢」，而儒家制礼之用意，则以「礼」为之「节文」。西方人研究文化，多注意文化外面之现象。迄乎晚近，斯宾格勒(Spengler)、素罗金(Sorokin)等兴起，始觉文化之意义、价值与规范之重要，谓自然科学之方法，不足以尽研究精神与伦理世界之能事。汤恩培与德日进(Teilard de Chardin)谓精神领域(Noasphere)(伦理、艺术、宗教、思想)之发扬，可大可久，与生物领域知有穷有尽者，究竟不同。子星兄言礼制以仁爱忠孝为出发点，而以「道」为最高境界，一切礼制不能离开「道」而存在。此一理论，正与汤恩培、德日进相类，可发人深省。所谓为天地立心，挽将倒之狂澜，救现代文化之危机，其意义当在于此。
第三、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J. Needham)谓人类科技有其普遍性(Universality)与绵延性(Continuity)。其实，中国之礼俗，自有其普遍性。子星兄指出礼为人类行为之规则，亦为人类生活习惯之规范。所谓礼仪礼节便是。此即指明礼有其普遍性，全世界人类皆莫之能外。其次，中国礼俗，虽始于商周，或商周以前，但其绵延性，正如子星兄所指出：「自周以降，迄前清末叶，历数千年，几全受封建势力支配，而家族社会，遂盘根错节，几不可动摇。」至宗法精神纳之于制度，深入人心，积成习惯，举凡中国人民自孩提以至老死，居家行事，无一不受宗法精神之支配。此种精神镕合凝固，以铸成中国家族社会之特性。由家族扩大而为宗族，由宗族扩展而为国族。 」又云：「文物礼俗，由今思古，虽成陈迹，但其文化精神，可传之于久远，固有其历史之价值。」此又足见礼俗绵延性之伟大。
抑前已言之，中国解释礼制具有价值之典型著作，以礼记为最著。礼记中庸篇，提出「允执厥中」之中道法则，此不仅中华民族文化之法则，亦为文化学上之文化法则。以上所云社会文化之对立，正如孔子所谓「过犹不及」。孔子云：「道之不行也，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可见问礼于老聃之儒家开山老祖之孔子，对于中国礼俗，是求文质彬彬之中庸。至云「我无可无不可」，则为求可否之中庸。再进一步观之，礼记礼运篇，有「大道之行也」之言。此处所谓大道，即为世界文化与人类可行之大道。由此可以推知中国礼俗，其最高目的，在建立大同世界。此点意思，在子星兄以道寓于礼俗之中，此其为道，亦即「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之道，以及「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的大同之道。
总而言之，中国数千年文化之传统，有者为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一方特重伦理道德，一方兼顾科学技术。前者，有老子之自然主义，孔孟之人本主义，墨子之兼爱主义，可资证明。后者，有丰富之考古资料，发达之石雕骨雕，有精美绝伦之铜器艺术铭文，以及其他之重要发明，更信而有据。凡此一切一切自可于礼俗文物中表而出之，本书已详乎言之矣。过去一切习俗礼俗，其中有属于「时代错误」者，如封建制度、等级制度、迷信习俗等等，因为经不起自然演化之甄检，早已归于淘汰没落，有如落叶之遇秋风，一扫而不返。中国礼之核心，毕竟为伦理精神之所寄。今后中国文化问题乃至当代世界文化问题，归结以言之，只为道德秩序与科技如何方能作适当之汇合。然而此中答案，吾人于本书中已可窥之其意义与梗概。世之读是书者，在千载一时的新世纪之今日，可以兴矣，可以兴矣。
中华民国六十一年五月四日黄文山序于九龙珠海书院中国文史言究所